電價調整長久以來都不是純經濟議題,而是複雜的政治議題。陳水扁總統時代凍漲油電價,把燙手山芋丟給下一任馬政府。馬政府處理油電雙漲一事未能符合外界期待,成為其首任任期最大的民怨來源,馬政府第二任任期時記取教訓,在當時的台電董事長黃重球努力推動下,終於在2015年改革了實施長達55年的舊版電價公式。
新版電價公式的最大意義在於將電價的燃料成本與國際燃料價格掛鉤,讓國內電價上下浮動時有一客觀數據可以參考,再加上設定「超額利潤」條款,將台電的超額利潤撥入電價平準基金,可讓電價在面臨國際重大政經變故時,可以緩解電價大幅上調的壓力。
當年為推動新版電價公式,歷經朝野激烈攻防才獲通過,但僅在前兩年試用期尚能落實其精神,在2017年新版電價公式正式實施後,再度因政治力介入,讓電價調整變成政治角力的犧牲品。從2016年10月到2017年10月,以及2018年到2022年間,我國電價歷經了11次凍漲,其中應對新冠疫情而凍漲尚有其理由,但有多次凍漲,就是明顯的政治力介入。
舉例來說,2019年3月台電建議調漲電價6.48%,若照電價公式至少也要調高3%,但當時經濟部強力介入,聲稱國際燃料價格即將走跌,沒有調漲電價的必要。然而,在電價決定不漲後,國際油價又繼續上漲了兩個月,讓台電當年前八月的虧損暴增六成達到202億元。換言之,不論從當時的國際燃料趨勢,或從電價公式來看,都必須讓電價合理反映,當時不漲電價的原因很明顯,因為馬上就要舉行總統大選。
過去八年多來的電價緩漲或凍漲,讓台電背負了龐大的虧損,即便今年經濟部認購台電增資的1,001億元,仍不足以讓台電的財務狀況過關。今年電價調整壓力大,再傳出政府有意補貼台電1,500億元,這項政策除了緩解台電的破產危機,更直接的用意其實是要降低電價調漲的幅度。然而,從人民的左口袋掏錢補助人民的右口袋,並非電價調整的長久之計。
電價是產業重要的生產成本,電價上揚當然會增加企業經營成本,產業界絕非逢漲必反。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多年前被問及電價調整一事時曾說,可以接受電價調整,但台積電不可以一分鐘沒有電。張忠謀的談話有兩個意義,除了強調供電穩定對產業的重要性以外,一個制度合理、可長可久、可預期的電價調整機制,對產業界同等重要。去年上半年政府調漲電價,立刻影響台積電第2季毛利率0.6個百分點,對其他產業的影響亦然,電價絕對是企業在評估生產計畫時最需要掌握的資訊。
電價調整有高、低兩個位階,高位是能源配比,低位是因應國際能源價格的波動做出最妥切的應對。對產業而言,高位的能源配比,像是要不要重新擁抱核能等議題,並非企業呼籲就可以讓政府做出快速的改變。然而在電價的短期調整一事上,政府有責任依據現有的機制做出相應的電價調整,而非每年3、9兩月由政治角力來決定電價調整幅度。產業時時刻刻都在應對生產成本的變化,電價上漲並不可怕,就怕政府的電價調整機制失去了合理與可預測性。
<摘錄經濟>